论文从指出气候变化融资问题开始,提出“精明的商人对貌似无本万利的能效投资机会无所作为”这一悖论式的现象,进而指出传统经济学分析和思维范式对解释疑问的无力,开始探寻非传统的思路并建立基于对人的行为模式的理解的思维范式。随后主要依照演化经济学的思路,在各章节以不同的层次分析了绿色和金融的关系: 按行业对中国的碳排放进行解构,通过了解中国碳排放的历史规律,印证中国经济发展道路。 根据演化的思维范式,从地境(landscape)角度,考察中国环境、社会、经济问题之间的深层纽带,在更大的范畴内审视“效率”的概念,提出最大的浪费不是以可见投入对可见产出比率来衡量的浪费,而是对无形的机会的浪费,并且指出对机会的浪费背后的人性因素,从而提出了中国经济模式绿色转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作为铆接宏观与微观的纽带,从机制(regime)的角度,梳理了与经济改革密切相关的金融改革主要内容与进程,指出了突破“绿色金融”狭窄范畴束缚的“金融”与“绿色”概念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 回到较为微观的生境(niche)层面上,考察了身处制度环境变革中的商业银行如何抓住机遇(也同时面临挑战),并进而影响了制度环境本身。 站在利基市场(niche market)的角度,本着“找回被浪费的机会”的初衷,在详细计算中小企业节能潜力和用能成本节约潜力的基础上,提出无论是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低碳绿色转型,还是对商业银行的持续获利能力的培养和保持,中小企业都是有待发掘的金矿。另外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中小企业融资还是能效融资(或者中小企业能效融资),本身也是银行的利基业务(niche business),它们在银行中的发生与发展,也必须充分的领纳它们自身的机制(即银行)和地境(金融行业动态)。 最后,第八章将全文的思路和重要结论进行总结,提出了对传统经济学基本假设(经济资源有限、理性人、经济学要解决的本质问题等)的不同理解,对通性研究方法的一些反思(研究结果继承研究者自身的局限性;对于细小,由其是微妙但可能很重要的细节的忽略;注重表现,因而被表象俘虏,错失了问题的本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几条政策指向性建议。 本文的主要发现和结论包括: (1) 能效投资业务是创新,是对整个生产函数的发明。发明生产函数的过程面临一系列的困难。商业银行为了发明这条貌似简单的新生产函数,需要在若干年的时间范畴内,逐步聚齐所需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 (2) 生产函数是浸渍在特定经济、制度、人文环境中的一条通路。生产函数曲线的发明必须兼顾中国特定的制度、机制和人文环境才能形成一条通路。中国的企业家和创业家们,必须学会有效的利用、创造,或规避特定的高度个人化的人与人、人与机构、机构与机构之间的关系。因此,这里需要的“企业家”(或者说创新家)不仅要能够实现熊彼特所说的“新组合”,还要能够同时完成经营和管理——对人情的经营,对社会关系的管理。 (3) 地境、机制、生境之间的关系是层叠、递进、相对、变动的。地境—机制—生境的关系可以体现在宏观转型—金融改革—银行发展上,也可以体现在金融改革—银行发展—中小企业业务拓展上。某一较低层次上发现的问题,通常在更深的层次上有着问题发生的深层原因。因而,要解决较低层次上发现的问题(通常是症状),就需要“顺藤摸瓜”式的发掘问题的根源(病灶)。这也是随后的政策建议的一个基本理念支撑。 另外,论文还发现: (1)效率低下的症结不在于技术,而在于普遍存在于从个人到集体到国家层面的,将终极目的逐步“绩效化”成为记分卡式目标后的偏差,以及在实现绩效性目标时的投入最小化。这主要是由于集体共识的影响力造成的,因此引导集体共识向正确的方向十分重要。 (2)“绩效化”过程对目标的过度简化造成的对潜在机会的浪费,很可能使得现实中可实现的能效的途径和潜力都大大超过最初观察可得。以能效和用能费用节约量为例,中小企业的潜力总合远大于目前政策导向直指的大中型企业,因而如何把握中小企业的能效潜力,如何调整目前的政策导向至少成为不再偏重大中型企业,才是更值得探讨的问题。 (3)金融机制无法有效地将资金投入到存在明显效益的能效和绿色金融领域,源自于金融行业在过往发展路径上过度依赖以区域为主导的市场渠道的锁定。要解决“简单”的能效投资问题,事实上需要从单纯依赖区域型市场渠道转型成为对地区市场渠道和产品设计营销的双重渠道上来。这就要求银行多方面的、多层次创造需要创造的机制、调整不符合新要求的体制、通过有意识的组织培训和跨部门之间非常规的合作推动机构内部的认知过程,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另外银行本身所处的大环境(金融行业环境与总体社会环境)也会通过“大众共识”对银行的调试过程产生重要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要解决“简单”问题的办法不那么简单、直接。 基于对路径依赖的重要性的理解,本文提出了针对帮助突破现有制度和对人的固有行为的几条建议: 1. 识别、厘清并去除目前体制中存在的各种倾向性政策,取消已有的制度中加强、加固各种扭曲的组分,从而使得制度尽可能的回到一种类似“清零”的原始状态,为新的制度腾挪出空间。比如取消各类行政审批手续,或降低行政审批手续过程中的实质性审查程度,又如避免“挑选胜利者”(winner-picking)型的政策。这需要要采用渐进、温和、周全的改革措施。 2. 构建一个促进、培养新制度诞生的场域。在中国即将走向绿色转型的今天,道理上大家都明白发展与绿色需要平衡与共融;一旦触及行动,对物质、财富、GDP的追求便在顷刻间压倒了一切。社会以一种惯性依然延续着一套社会生产简单扩大化时期的价值体系,哪怕现在它已不再适应新形势,这样的思维范式却不会自行消失。这就给我们指出了一项重要的任务:大众思维范式必须向契合绿色转型的方向转变,而且这样的转变必须丝丝入扣的浸入个人生活的微观层面,浸入个体的日常的生活实践。只有调和了宏观经济转型方向和微观个人价值观念,才能构建一个完整的促进、培养有利于转型发生的大环境。 3. 为新制度的诞生提供若干重要的助缘:未来的制度只能是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综合结果,因此政策所能提供的只是帮助、促成所期望的制度诞生的协助因素,而不是试图去制造制度本身。在这样的理解的基础上,本文给出了以下几条方向性建议: (a) 促使投资行为切实考虑环境、资源成本:推广在投资评估过程早期开始纳入对社会、环境、气候风险等因素的评估的一系列方法。 (b) 显化资源、环境成本:被投资企业和被投资项目的社会、环境、气候风险充分的反映到投资回收现金流:推动诸如环境责任保险、企业环境达标服务外包在内的分散企业环保责任风险的机制,并在此过程中使得环保风险和收益的财务收益与成本在不同主体间凸显出来;环境监察与地方政府包括在正式汇报路径与办公场所之内的完全脱钩,从而形成真正独立的环境执法;公布明确的长期能源、资源价格上升线路图,加大价格上调的步伐,形成稳定的能源、资源价格预期,从而引导投资方向和技术选择的调整。 (c) 更多的提供跨行业的“非零和”深度交流与合作:以开性、非“零和”的方式开展不同领域间的交流与合作,以各种形式宣传、教育、引证共同利益博弈在现实生活和经济活动中的隐含案例与合作型互动的良好结果,可以至少促进一部分有识之士成为新疆域的开拓者。组织、发起以对某一特定知识领域(比如绿色金融)感兴趣的人群组成的自愿学习网络,形成“实践社区”(Community of Practice,CoP),通过分享、交流和沟通与该主题领域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形成一种社会化的学习活动。这样的过程对打破传统的行业界限,形成跨行业的合作和创新也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最后第八章也提出不被某一固定思维捆绑、保持心态与思路开放的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结论本身并不是结论,而只是供下一轮讨论的思路起点。